(Original Article Published in Chinese)

曾经打造了《千锤百炼》和《归途列车》等优秀纪录片的制片人韩轶这次拾起了导筒，从老曹这位盲人开始讲述了一个关于平等、关于平凡人又是关于英雄的故事。最初的同理心与好奇心驱使她去探究老曹如何能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走得比自己更远，更有勇气，而新闻纪实从业经历的敏感，也让她强烈地感知到了人物背后的命运和环境带来的影响。曾凭借《6号小姐:音乐把我拯救》和《天堂的囚徒》两度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的导演、制片人柯文思也加入她的项目，陪同走过了这六年不乏辛酸又充满意义的拍摄旅程。这不只是一个行走与身体极限的“当代徐霞客”励志故事，不只是一碗“诗和远方”“梦与极限”的正能量鸡汤，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人实实在在的生活。

深焦：您是学新闻出身，却走上拍电影这条路；电影，或说纪录片，是您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吗？

韩轶：小时候没想过今天在拍纪录片或者电影，所以不属于“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吧。不过后来进入媒体后，从新闻转行过来做纪录片还蛮自然的。

在学新闻的时候，有两个经历让我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做新闻）：第一是原来我在央视的时候做直播，你早上出去采，中午回来就要上直播，时间其实非常非常紧；其次目的性非常强，新闻一般就1分钟，你能用的采访也就10秒钟或者15秒，所以你跟采访对象接触的时间很短，交谈也很浅，遇上感兴趣的人和事情也没有时间去多了解一下，觉得很遗憾。另外就是我在加拿大读新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新闻的第一要素是准时，所以我们用邮件交作业的时候会有时间显示，你超过一秒或者是零点零一秒，不管你写的多好，你直接得F。再加上语言问题，我是在一个英语环境里面（学习），所以你不是用母语在做这件事。那两年在这种高强度的重压之下，天天轮轴转让人很受不了。有这两个原因，加上我本身也很喜欢（纪录片）。加拿大有很多纪录片电影节，我读书的时候去做志愿者，就能看很多片子，每天3到4部吧；

你就觉得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通过纪录片可以了解太多太多了。另外加拿大土壤很好，国家对纪录片非常支持，这个行业本身也是蓬勃发展的状态，很有创造力。

所以就这样慢慢进入了这个行业。也算跟新闻专业有一定的联系了

深焦：从新闻向纪录片摸索的过程中，您都做了哪些技巧上的改变？

韩轶：谈不上技巧吧。新闻跟纪录片有着相同的特质，都是事实类的，都需要和人打交道。就我自己的性格而言，比较适合做纪录片吧，新闻对我来说太快了，当我遇到一个有意思的人和事的时候，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去感受，我很享受听别人讲自己故事的过程。但是从呈现的方式来讲，两者肯定是不同的，尤其是纪录电影，除了真实性以外，它同时需要有电影的属性，要有故事的起承转合，要有情感的跌宕起伏。

深焦：您觉得《盲行者》在选题上有没有受您之前一些观念的影响？比如说更加注重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关怀，关于边缘人群或是弱势群体？您是怎么找到这个故事去拍的？

韩轶：这个真的没有。

我讲一下这个片子的来源吧。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总是在不停地做片子。所以当《千锤百炼》做完的时候，在这个阶段，我是在有意识地在寻找，但是只是说我要寻找下一个项目，但是并没有说我有意识地，必须要去做一个跟边缘人群有关的东西。

老曹的故事我就是无意间听到的，非常偶然。当时《千锤百炼》在加拿大的电影节做完之后，我在那边歇了一段时间，聊天的时候，别人随口说起，说今天看手机报看到（曹晟康）这么一个人。

我当时觉得很有兴趣，兴趣点是在于我08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特别想自己一个人去背包旅游。那时候去戛纳参加了一个活动，去完之后就想着在欧洲玩一圈。在戛纳期间的时候是有一堆人的，后来大家都走了，我要留下来自己背包游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人旅游其实很难。而且我语言没什么问题，我对这个世界还有所认知。

所以当听说这个人，一个语言不过关、只读到小学二年级的人，他要一个人去走世界，我自然会好奇：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而且他看不见，他在这个过程在中寻找什么？

然后我就托国内的同事找到了老曹的联系方式。我第一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提到了那么一点点——他小时候的成长经历，可能是职业敏感吧，觉得这个人背后的故事不仅仅是这么简单。跟他深入聊了之后，也就证实了我起初的想法。

所以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关注边缘人群，我一定要去做小人物，我就要做一个盲人的片子，然后带着这样的念头来找。我觉得这个是机缘巧合，老曹的故事只是恰巧出现在那个时机。

深焦：那电影拍完，您知道老曹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了吗？

韩轶：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体会到，就是身份认同的问题。我们是这个样子，那家人能不能接受我们是这个样子。当然老曹是一个特例，他看不见，别人认为他是个负担，他想向别人证明自己不是一个负担。

同样地，随便举个例子那可以。比如说这个人一心想做艺术，但家里人死活不同意，觉得你做不出来，做这个不挣钱又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类似这种事情。你面临来自父母的压力的时候，其实你也在尝试着去跟父母证明。在这点上所有人都是相通的。你越了解他（老曹）之后，你觉得他的这个“为什么”是很多人都在面临的问题。

深焦：片中很多情节都能看出来，老曹是个非常矛盾的人，他内心一直有些东西在反复纠缠。他拿了奖，上了节目，为人所知，但这些浮名虚利真的能帮助他实现身份认同吗？ 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韩轶：你想一个孩子从小生活在一个不被认可的环境里面， 长大了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帮助的社会里面。我们国家，大概有1700万盲人，可你在街上能够看到多少？我们的城市设计并没有考虑他们的需求。老曹只有小学二年级的学历，看不见就辍学了，家里也没钱送他去盲校。你觉得像他这样成长背景的人，他能不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吗？所以我能理解他为什么变成这样子。

他其实是知道他想要什么的。他出去旅行的时候，他真的是可以受到尊重。比如说在美国，人家在街上见到盲人很正常，所以对他可以说是很平等的。然后另外一点人家真的觉得你一个人能走这么多地方很了不起。这种认可，他是在这里（国内）是没有的。

旅行回来之后会有很多报道，他会变得很有名，大家都知道他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这实际是他向家人证明的一种方式。否则除此之外，他怎么证明？

他自己去自食其力面工作去挣钱，寄给家里面，这是一个证明；但是媒体的关注相当于给了他第三方的认证，你看，大家都认可我。你现在从全国能拉出几个人，像他这样走了这么多地方？这是他证明自己的一个方式。只不过我觉得他的问题在于，他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家人最需要的是陪伴。所以他在自我证明的道路上走得越远，离家人的距离也越远。

深焦：说实话，曹晟康这个人物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不那么讨喜的。但《盲行者》很真实，没有刻意去美化他，也没有去规避他性格上的缺陷。

韩轶：为什么呢，高大全的人物我们在六七十年代见得还不够多吗？

 

我接触到的老曹是多面的，所以在做片子的时候其实还担心这个多面性呈现不出来。如果我们真的是平等地去看待这样一个群体，那么对于他的优点不用特意去歌颂，他的缺点你也不刻意去回避，这才叫平等。如果仅仅因为他是个盲人，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们去歌颂他，不去看他性格或者成长中的缺失的话，至少我作为导演是接受不了的。我是觉得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年代，可以接受有瑕疵的英雄。

深焦：您对老曹本人是什么态度？可不可以理解为，您对老曹的梦想是尊重的，但也有一些自我保留（不那么赞同）的成分，是这样吗？

韩轶：可以这么理解。老曹身上有我不喜欢的地方，但是也有让我钦佩的地方。

其实整个片子在拍的时候，我真没有觉得老曹是一个盲人。我去北京要跟他见面，他在电话里把路线全都讲得清清楚楚，他会告诉你怎么走。我觉得当他们失去某种感官的时候，其他的优势也会显现出来，比如老曹他有很强的记忆力和方向感，在这种时候你会觉得他跟普通人没什么不同。

接触久了，你是能感受到他性格上的某些缺陷的。但是我能理解，这是他的出身和成长经历造成的，我相信他如果有的选，也不会愿意这样。更何况，人无完人，我们难道就是完美的吗？很重要的一点是，老曹做到了我们很多正常人都不见得能做到的事情，我是打心眼里佩服的。后期他在走丝绸之路的时候，我看他发朋友圈：今天走了26公里，今天走了25公里……平均每天25公里的路程，而且去年夏天最热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人性格再不好，可是这25公里的路是他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从这一点来讲他的确是很牛逼的。因为这个，我佩服他。

深焦：老曹对镜头敏感吗？

韩轶：刚开始的时候是肯定的。尤其盲人，他看不见，看不见你的表情只能通过你的语气去判断（情绪），所以他控制不住地去怀疑。所以让他明白我们要去拍一个怎样的东西，是花了一些时间的。但这不是特例，几乎所有有纪录片经验的人都了解，你是需要一段时间去与被拍摄者之间建立信任的。

深焦：跟老曹具体是怎么沟通的？拍摄期间会不会发生一些矛盾？

韩轶：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明白，说为什么我们在路上不帮他。

我相信很多观众都会来问这个问题。我也很开诚布公的跟他讲，除非是生死。我要是看见你前面有一个要命的危险还不去救，那是我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遇到那样的危险，都是你自己本来在我们不在的时候，你也会遇到的这些东西，那我就是要记录你一个人是怎么克服的。

深焦：所以老曹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您这部片子的？

韩轶：这个我已经给他看过了。

深焦：只是听是吗？

 

韩轶：他听，然后他朋友跟他说，他带了两个朋友来看。

深焦：你在表现角色矛盾性的时候，他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到自己这些矛盾的地方。

韩轶：他不一定能了解吧。

深焦：他还是希望自己在电影中是一个好的形象的？

韩轶：肯定是的，任何人都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人的本性。包括在跟拍他的时候，要去拍他家，要拍他真实的内心世界，他的第一个反应还是会有一点排斥，就是每一个人都想把自己最光鲜的一面展现在摄影机面前。但是我不认为这个片子里他的形象不好呀。他做到了很多常人都做不到的事情，是很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佩的。 

深焦：您其实有没有隐藏摄像机，所有东西包括拍的过程他都是知道的。有没有他知道你已经拍过，但是在最后的版本里他仍然不想保留的部分？

韩轶：我没有隐藏摄像机，所有的拍摄都是他知道的。至于有没有他不想保留的部分，应该有吧。任何一个人在面对自己缺陷的时候，都会有不自觉的去掩盖的冲动。但我认为赢得尊重最好的方式是坦诚。影片里展现的是一个真实、多面的曹晟康，相信观众能有共鸣吧。

深焦：老曹还是存在一些自卑的情绪。

韩轶：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自卑，所以演变成极度想去证明自己，这也造就了他自身性格的多面性。

深焦：这部影片拍摄的时间和空间跨度都很大，这会为拍摄带来一些困难吗？您在创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韩轶：资金是每一个纪录片都遇到的问题（笑）。就老讲这个吧，我觉得每一个纪录片剧组都在哭穷，但它确实是迈不过去的一个坎儿。为什么他走了那么多国家，最后我只拍了泰国、印度和美国，因为我们资金非常有有限。而且出国拍摄，挺贵的。你拖那么多人，还得扛设备。

另外一个困难是磨合的问题。比如，老曹说我今天下午要走了，我说好，你能不能等一下，我需要两个小时。他不能明白，因为对于他来讲，他十几分钟打包好就走了。但我有一堆设备，我们打包不可能往箱子里一扔就走了，我还需要好好地把它整理好，保证不要损坏。所以在这个时间上，他会觉得耽误了他的行程。

深焦：片子是什么时候开拍的？

 

韩轶：2012年。我跟他第一次见面应该是6月9号那天，到现在刚好6年。

深焦：六年期间他去的地方应该很多。

韩轶：我做完的时候是34个国家，现在应该有36个了。

深焦：是老曹想拍的时候就叫上你们一起？

韩轶：不，我跟他之间的约定，就是你每次做一个比较重大的决定的时候，请你提前告诉我。

深焦：然后你们决定跟不跟。

韩轶：对，最重要的是我有没有钱跟。第二我有没有一个团队，不可能随时都有一个团队待命。比如你告诉我你5月10号要去哪？哪怕就是你4月告诉我，我得看我能否在一个月时间内筹到这一笔钱。第二，我的摄影师录音师在这个时间有没有空。

深焦：所以有可能每一段拍的团队是不一样的。

韩轶：对，你会看到最后的摄影师有好多。

深焦：一路跟拍有多少个人？

韩轶：我们在泰国的时候有4个人，我、摄影师、录音师加一个当地的制片。美国的时候就我一个人。所以看有多少钱（笑），没钱就自己上（笑）。

深焦：所以原计划是想拍更多的地方？

韩轶：对。比如说他在非洲爬乞力马扎罗，我们就完全拍不了。本来也想拍他爬山，但是这种（拍爬山的）情况就很难。不仅仅是大家刚好有没有时间的问题，拍爬山的这个费用是很高的，我们承受不起。

深焦：如果能拍到更多的地方，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韩轶：他也去了欧洲很多地方，我觉得还好。因为去过一次你就知道他是怎么在做这件事情的，我三个地方就完全可以交代清楚。但他爬雪山是另外一种挑战，这跟仅仅去到一个地方是很不一样的。

然后是回家。回家的这段“旅程”我一直从一开始就打算要拍的。

所以影片里其实有四段旅程：泰国，很友善，他去了之后很高兴；印度，很神秘，很难，他走下来了；美国，世界第一强国，他可以“踩在脚下”；可是家，很难回。这样的呈现方式是希望有这样一个对比，他走了这么多路，还是回家的路最难。

深焦：您最终在结尾还是表达了自己对他追求梦想这件事的看法。

韩轶：对，即便因为缺少陪伴跟家人的关系疏远了，我没有觉得他选择追求梦想是错的。只是没有人教过他怎么去爱，所以他也不知道如何去表达爱，才会跟女儿之间产生隔阂。换位思考，如果我们是他，我们怎么做呢？看不见又怎么留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呢？带女儿到城市，又怎么照顾她的饮食起居呢？他很难选的。

深焦：因为最后有一个俯瞰的长镜头，老曹一个人背着包一直在往前走。

韩轶：最后是有航拍的。人在天地之间这么大，他还在一个劲儿往前走。这一点是至少打动我，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人有很多一面，不能因为某一面有一点缺陷就不愿去肯定他做的其他事情。

深焦：从制作方式上来看，您们会采用国外的纪录片制作方式吗？

韩轶：制作方式上倒没有特别的区别，国内的纪录片同行做的也很好，唯一就是工业标准可能不一样。因为我在这边国内外媒体都做过，最大的体会便是标准和专业程度不同。我们还是欠缺一些。国外（电影工业发展）毕竟那么多年，就是在那个环境下做一个纪录片，和做一个电影的标准没有区别。我们这边总是觉得纪录片不如故事片，标准也会低一点。我的理解是，剧情片是虚构电影（fiction film），纪录片属于非虚构电影（non-fiction film）。他们的中心词都是电影（film），差别就是一个是虚构，一个是真实。在后面的后缀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在制作的时候，是真的朝着这个标准去的。我们这边就感觉fiction film是上大屏幕的，non-fiction film就去电视了。

深焦：最近几年，国内也有出现一批具有热度的纪录片，可以看出创作者还是在向电影的标准在努力。

韩轶：对，是在慢慢的变好。但我刚才讲的是总体上的差异，方式上没有太大差别，内容上也各有千秋。但在整个制作标准上，客观上还有一定的距离。

深焦：您觉成片的形态达到您最初的要求了吗？跟您构想的有什么差距？还可不可以更完善一点？

韩轶：我自己还挺满意的。因为过程太难了（笑）。我就觉得能够把它做出来，都算是一个契机。也许不能这样讲，显得我标准很低。（笑）但其实这个标准是很高的。在非常有限的资源下，目前的这种呈现我是很满意的。

深焦：资源是指就您拍摄到的素材基础上？

韩轶：所有一切，不仅是素材，还包括和所有拍摄对象的沟通。拍摄都是第二位的技术问题，沟通是第一位的，而且相当有挑战。其实在剪辑的时候，一遍一遍的看，每次都觉得这里或者那里可以更好，但是这是从制作层面来说的。从还原故事本身来讲，我还是满意的。我一开始想要去深入探究的两个问题我觉得我回答了。还有一开始对老曹承诺我会尽力做好这个片子，这一点我也达到了。

深焦：您对票房有期待吗？

我们团队，还有很多纪录片人都想做一个尝试，那就是希望纪录片的观众可以更多一点点。十年前我们就是这样希望，纪录片为什么不能够被当成电影来对待？我没有来跟你抢份额，我只是希望成为百花之中的其中一朵，给观众提供更多的观影选择，难道不应该是一件好事情？而现在市场上也已经出现了有很好票房成绩的纪录片，所以比十年前已经好很多了。所以从这个出发点的话，肯定是希望票房上有一定的反响，并不是说我要从里面拿到多少钱，而是代表了有更多的人可以对这个电影类型有所接受。

深焦：这个片子吸引您去拍，首先是因为他过去的成长经历吸引了您；中途遇见了很多的困难，但最后您坚持下来，是因为他做了一些让你钦佩的事……

韩轶：倒不完全是，我是觉得开了一个头，不把它做完我自己交代不了。这个片子的创作过程其实可以用“难产”来形容，中间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几次会觉得说这个坎儿翻不过去了。老曹是个很复杂的人物，怎么把这个复杂性表现出来其实是一个挑战。像我之前说的，他性格有缺陷，有难以相处的地方。但是他也确实令人钦佩。但这些都是创作上的思考，是第二位的。第一位是说，这个长征是我开始的，无论如何我也得把它走完。

深焦：还是有自我表达的成分？

韩轶：一定有的。说得再客观，机器拿起来的每一个瞬间都在做主观的选择，拍这里不拍那里，到最后说这里面没有导演的想法和“设计”是不可能的。新闻都不可能绝对客观。我们做的每一条新闻都是记者对于事实的解读。换一个人去报道同一个事件，做出来的新闻不一定是同样的，他拍摄的画面内容、选择的采访对象和采访对象说的话可能都不一样。所以我不否认这个片子是我对他这个人的解读，但我不认为这影响了老曹做了这些事情经历了这些情感的客观性。我表达了我的观点，但是我并没有想要强加给观众，他们可以做自己的判断。

深焦：您希望观众能在《盲行者》里看到些什么？

韩轶：我们每一个人，残疾人也好或者正常人也好，都在家庭责任和自我实现之间做着艰难的选择。对与错、是与非的界限不是那么生硬的，我们没有立场也不应该简单地对某一个选择进行评价。我希望这是一场关于家庭、关于个人抱负、关于爱的讨论；以及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一个群体。你去看毕飞宇的《推拿》，他整个书里面就讲了一件事情——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有相同的喜怒哀乐，有相同的爱怨情仇。

深焦：您是怎么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的？

柯文思：大概5年前，我准备拍摄一部关于中美关系的影片《善良的天使》，需要找一名中国制片人，因为在中国拍片是一种挑战。 我托一个朋友，一位挺有名的制片人去帮我做当时那个项目，她说自己挺忙的，就给我推荐了韩轶。那时候韩轶刚拍完《千锤百炼》——一部很棒的电影，非常难拍，但她（韩轶）和她的团队完成得非常好。我和她见面之后她说其实她在拍一部自己的片子，也就是《盲行者》，可能没时间。我说我的片子周期就一年，在中国集中的拍摄就两三个月，她可否同时做两个项目。她说好吧，自己那部片子还在融资，也许可以错开拍摄周期。但她没想到我的片子会花她整整4年的时间（笑）。这4年间她就两边跑。和韩轶合作是很愉快的一次经历，《善良的天使》的完成离不开一位经验丰富的专业制片人。所以这部电影完成之后，韩轶说她得集中精力完成她自己的影片了，我就想好吧，之前合作那么默契，所以不如我们把自己手里的资源整合一下，一起完成这部电影吧。《盲行者》前后花了很长时间，6年，但你不能只靠制作周期去断定这是一部好电影。虽然我认为它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影片，但我同样知道制作过程有多艰辛，能够完成这样一部耗时极长的电影，对韩轶来说非常不容易，也体现了她非常出色的能力。

深焦：您是怎么看待《盲行者》表达的主题的？比如老曹面临的现实困境：如何在追求梦想和承担社会（家庭）责任之间达成一种平衡？

柯文思：在和韩轶合作之前，我对中国了解不多。我没有系统研究过中国，也不会说普通话，我只是把一些纪录片的拍摄技巧带到中国来，而且我很善于观察和学习。我认为《盲行者》最难能可贵的一点在于它紧紧抓住了一个核心：当今每个中国人对家庭的复杂情感。你该成为谁？你生活在根深蒂固的古老文化的影响之下，你必然承受巨大的压力，来自家庭的压力，承担社会责任的压力，你在家庭中的角色决定了你责任的大小。所以像老曹这样的人，他是如何应对这个问题的，我是非常感兴趣的。

在一些西方国家，如果一个人想出去旅游，那你去就好了，没人会拦着你，家人会支持你去追求梦想。孩子们从小就被鼓励去实现自我，大家对追求梦想的社会认同度是很高的，但在中国，整个社会对这种行为的接受度似乎没那么高。你得先把梦想放一边，你要去承担责任。你都25、26岁了，你怎么还不结婚呢？类似这种社会压力，在西方是很少见的，我不是说它不好，只是和我熟悉的观念存在一些偏差。在老曹的家人看来，追求梦想是一种与家庭的背离甚至背叛，老曹在寻求个人价值的同时也需要担负集体责任，这很大程度激发了我的兴趣。

我想很多人看完电影之后会有疑问：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去旅行？或者：他怎么能如此自私？怎么能不把家庭放在第一位？我理解这种质疑。因为它是中国社会传统、保守的责任观所致。但现在时代不同了，年轻人越来越意识到拥有梦想和抱负的重要性：你可以不去做父母认为你应该做的事情。但同时他们也知道，父辈的保守观念和这种新观念之间依然存在冲突。从这个角度来说，老曹实际是这种陈旧观念的挑战者。他非常地自我，非常地任性。

所以对于纪录片来说，老曹可以说是个完美的人选。他有内在的自我冲突，他在挣扎，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经历过失败，他会怀疑，他时刻承受着巨大压力……他是非常复杂多元的一个形象。他没有因为看不见就躺在家里不干活，反而去大城市工作挣钱，养活家人，抚养女儿。我认为老曹对女儿的情感也很吸引人，他爱她，却没办法花更多时间陪她，因为他有梦想，他想去加州，去安第斯山脉，去乞力马扎罗……身体健全的普通人都不敢想的事，他敢想而且敢去做。

深焦：您刚提到自己把一些好莱坞的经验带到了中国，具体是指哪些经验呢？

柯文思：我不觉得我有中国电影工作者没有的经验（笑），我跟他们没有任何不同，除了我比大多数人都年长一些。我做这行太久了，所以我知道该如何去讲好一个故事。有趣的是，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故事片很难拍，完全不是，故事片很简单。因为它有充足的资金，每个人都是拿钱办事，导演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但对纪录片来说，你是在跟普通人而不是演员打交道，他们没有剧本，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和习惯，你得在把故事讲好的前提下，不让他们觉得你侵犯了他们的隐私——这是很难做好的。你需要赢得他们的信任，如果他们不信任你，就不会让你拍到任何真实的东西。

老曹不是个温和体贴的人，他是个很难搞的家伙，总想自己主导一切。所以韩轶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沟通，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掉他的外皮，才能看到他的心，看清他内心的东西。这是很难的。你可以对演员说：难过点。他会难过的因为他拿了钱。你对一个真人说：难过点。如果你想要的难过是真实的，那唯一的方式就是获得他的信任。老曹这么要强的人，是不会在镜头面前哭的，对着男人都不会哭，更别提面对一个女人。但他哭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安全的，他信任导演。要建立这样的信任过程是很难的，但韩轶做到了，拍了一部好电影。

深焦：您对中国纪录片的市场是什么看法？

柯文思：还有待提高吧，毕竟现在能在大银幕上看到的纪录片还很少。中国的很多观众还没感受到纪录片的影响力。如果他们明白纪录片跟像故事片一样，有情节、有情感、有力量的时候，他们就会去电影院看纪录片的。

所以，中国电影人需要更加自信，去讲述一些有“中国情感”“中国主题”的故事 ，而不是一味去效仿西方的模式，一定要对自己的文化有十足的信心。另外， 资方得明白，虽然你不能指望一部纪录片给你带来像某些剧情片那么大的商业回报，但是相较故事片而言，纪录片的成本是很低的，回收成本的可能性其实比剧情片大。现在中国就有很多有才华的纪录片导演，他们只是需要被市场更平等、更严肃地去对待。